原创 念念 念念的书及其他 2024-02-28 21:08 北京
汉斯·阿斯伯格是奥地利儿童精神病学专家。
他很重视受治儿童的独特个性，会量身定制治疗策略。在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高雅宽敞的诊室，孩子参与运动、戏剧、音乐等一系列活动。
阿斯伯格同孩子们坐在一起，身材颀长的他弓背前倾，与孩子在同一视线水平下交流，细致观察他们行为的方方面面。他发现某些孩子特有的社交退缩特征，由此得出一个全新诊断——自闭性精神病态。
瑞士精神病学家厄根·布勒伊勒于1911年引入术语“自闭症”，形容那些仿佛与外在世界断联的精神分裂患者。
阿斯伯格是首批用“自闭症”作为独立诊断术语的内科医生。
其他医生多将具有类似特征的儿童归为精神分裂。
在阿斯伯格看来，自闭的定义宽泛得多。
很长时间，他的诊断方法鲜为人知。
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英国精神病学家洛娜·温发现阿斯伯格1944年的论文，将此诊断命名为“阿斯伯格综合征”。从此，改变世人对自闭症的印象。
因提倡为精神缺陷儿童提供个性化照护，认同他们的潜能和独特性，阿斯伯格被誉为“仁慈，富有同情心”。
然而，这种“仁慈”仅仅代表他工作的一面。
他同时是严厉的。
在他心目中，患病儿童被严格区分成两类。
他会为他认为可教育的孩子提供支持，为他们的身心缺陷辩护。
至于缺陷较严重、不可教育的儿童，他会视之如草芥。
在第三帝国，阿斯伯格的判断可能意味着——“死刑”。
第三帝国要建立民族共同体，创造精神统一强大、种族纯净的德意志民族。根据人种优生学所谓“科学原理”，纳粹官员划定灭绝对象：遗传和生理劣等者。
儿童也不能幸免。安乐死在帝国卫生保健体系是合法且持续的操作。
精神病学鉴定尤为重要。
与纳粹其他种族灭绝行动不同，儿童安乐死执行过程涉及长时间的观察监视和对个案的熟思审议。
医生会亲自为他们判处死刑的孩子检查身体，护士会亲自给他们要杀害的孩子喂食、换床单。
谋杀地点常常就在孩子自己的床上。
死亡过程漫长、痛苦。
没有清晰的规范，医生自己制定标准。
孩子会被禁食或注射过量巴比妥类药物，直至病倒。
病例通常写着：死于肺炎。
帝国有37个执行儿童安乐死的医疗机构。遇害儿童数在5000-10000名之间，其中有789名死于帝国第二大儿童谋杀地——斯皮格朗地。
1924年，弗朗茨·汉布格尔当选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院长。
众人惊异且愤怒。
他缺乏前任院长在医学界的名望，更是一个纳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。
他对儿童医院进行人事大换血：解雇很多犹太裔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医生，逼迫另一部分人辞职。
阿斯伯格是汉布格尔最珍视的学生之一，成为新院长的第一批雇员。
1931年5月，25岁的阿斯伯格开始在儿童医院工作；1年半后，升任疗愈教育诊室主任。
诊室中两位成员都曾就有自闭特征的儿童发表过若干论文，而他，仅发表过几篇生物医学论文。
他资历尚浅，却平步青云。
他的下属有一位名叫埃尔温·耶克尔柳斯的青年，是纳粹狂热分子。
到第三帝国时期，后者成为领导维也纳儿童和成人安乐死计划的重要人物，主管斯皮格朗地和斯泰因霍夫的杀人中心。
阿斯伯格是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者，数个反自由主义、反社会主义、反犹组织成员。
1938年，德国吞并奥地利。
阿斯伯格的工作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维也纳大学开除45%的人员。
3/4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因种族或政治原因离开维也纳。
阿斯伯格安然幸存。
倘若没有纳粹入侵，阿斯伯格或许永远不会推出自闭性精神病态的诊断。
1937年，他反对建立诊断：“（治疗患儿）方法各有不同，因为个性各有不同。不可能对一种诊断建立一套严格的标准。“
1938年，纳粹合并奥地利几个月后，他就将自闭症形容为“一类表征明显的儿童”，并将之命名为“自闭性精神病态患者”。
1941年又变成“一类非正常的儿童”。
到1944年，套用法西斯关于民族的话术，他断言自闭症患儿是“范围更大的机体中”的局外人。
他公开赞同帝国绝育法。纳粹政府最终将大约22万到26.95万带有“精神分裂症”标签的人绝育或杀害。
阿斯伯格对儿童安乐死计划完全知情。
他劝同行将棘手的问题儿童病例移交斯皮格朗地。
极难估算他本人究竟移送了多少儿童。
现有文件表明，他至少参与移送44个孩子，其中37名死亡。
他还出具不利诊断结果，将患儿送进维也纳其他儿童机构。很可能，这些孩子最终被转送斯皮格朗地。
在一个罪恶的国度，普通人是共犯吗？
阿斯伯格不是这个政权狂热支持者，也不是反对者。
他只是参与了有计划的屠杀。
医疗人员、行政人员、维修工、厨师、清洁工合力使这些杀人机构正常运作。
保险公司承保人、制药商、食品商、市政官员为这些机构提供便利。
一些父母亲手将孩子送进杀人诊室。
还有数百万人，或认可、或服从、或畏惧，甘心供纳粹驱策。
他们共同支撑一个荒谬畸形的政权。
斯皮格朗地的幸存者，在往后的生命中备受精神折磨。
大部分斯皮格朗地的加害者，逍遥法外。
安乐死计划参与者汉斯·海因策和维尔纳·菲林格尔作为德国顶尖精神病学家，战后事业蒸蒸日上。
从未面临审判。
斯皮格朗地医生海因里希·格罗斯二十五年间发表38篇论文，均以其采集的400多副儿童大脑为研究基础。
他是奥地利卓越的内科医生，于1975年被授予科学与艺术荣誉十字勋章。
战争结束，纳粹党人大部分被免除领导职位。
未加入纳粹党的阿斯伯格因职位空缺获利。
1946年到1949年他受命为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临时院长。
他表示，自己曾抵制儿童安乐死计划，认为该计划“完全不人道”。
他声称，因拒绝上报“低能愚笨的”儿童而陷于危险境地，两度面临盖世太保的逮捕。
没有证据。
危险，并未妨碍他在维也纳学术界及政府中获得领导职位，37岁晋升副教授。
总之，他建立起纳粹抵抗者的名声，被认为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。
他果断抛弃纳粹时代的词汇，否定纳粹种族卫生和精神病研究的“基因决定论”。
阿斯伯格远离了他在纳粹时期从事的自闭性精神病态研究。
他在战后写作逾300篇文章，极少篇是讨论这一使他后来成名的诊断。
1968年后，他淡化了自闭性特性是精神病态这一纳粹时期的概念。
改称该疾病为一种“性格反常”或“性格变异”。
表示任何人都可能“出现自闭性表现”，特别是如果正处于沮丧或“一种强大创造力和精神活动的状态下”。
当阿斯伯格否定其定义时，其他人却认可了。
精神病学家洛娜·温的英文翻译弱化了阿斯伯格诊断的历史背景。
20世纪80、90年代，阿斯伯格综合征在精神病学界名声大噪。
人们对融入瞬息万变的世界愈加焦虑、对儿童行为障碍愈加敏感，加上诊断标准范围扩大，确诊数急剧增长。
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，确诊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从1985年的每2500人1例的比例，增长至1995年的每500人1例。2002年每150人1例跃升至2016年每68人1例。
自闭症患儿共有某些特征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理原因。
随着对神经多样性理解的深入，人们意识到，基于不同特征的总体化标签、以标签决定治疗方法会带来种种危险。
第三帝国是在最极端的意义上“塑造人”。
在精心构筑的诊断式统治下，儿童精神病学家更多地将诊断建立在民族意识形态上，而非基于站在他们面前的儿童的真实性格特征。
社会可以扭曲一个疾病诊断。以史为鉴——请尊重每个孩子的心灵，予以善待。
——源自《阿斯伯格的孩子：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》
[美] 伊迪丝·谢费尔